• 国际贸易占全球产值的比重正快速扩张。
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债务。今年上半年降到7.0%，第三季度进一步降到6.9%。
在实际的经济分析中，则是一个常常用到的统计上的概念，叫TFP（全要素生产率），就是效率提高。但是我们城市化过程所依据的体制使得城市化增长的方式恶化了。货币政策要坚持稳健的方针，是由于当资产负债表发生问题，杠杆负债率过高，就会出现普遍的偿债困难，人们都会捂紧钱袋子，保持足够流动性在手里，而不愿借债来进行长期投资。今年第三季度刺激措施的强度并不比2009年低，但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却几近于无。如果主要用货币政策采取刺激需求，多发票子，扩大信用，人们拿到钱以后更愿意投在股市而非流动性低、不易抽身的实业上。
《公报》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，就是提出了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五项发展理念。如果没有新的劳动力加入，增长的动力只有新增资本（投资）一项。我正好参与了80年代中国整个改革的过程，中国80年代的成功主要是靠改革的红利，就是打破了原来对人全方位的控制，给了人以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。
但是，今天这三个推动力都开始衰竭了。我们过去用股份制、混合所有制在发展，但是我们没有回答最关键的一个问题，这些企业最后由谁来控制?用中国的老话来讲，就是官营还是民营?这样，我们在企业改革，企业在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方面，就遇到了一个瓶颈。我觉得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数据，但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，我不会完全使用一个数据，我会使用多个数据来判断，因为大家知道GDP的增长不是一个直接统计出来的指标，是有各种计算处理的。那时稍微打开国门一看，我们才发现中国跟世界落后得太远了。
实际上，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大意义，不是把土地从集体的耕种变成家庭的耕种，因为这对当时粮食产量的增加，客观上说是有限的，几年总共增加了大约30%。1990年代，中国开始享受人口红利，大量的农民工由于改革解放出来以后进入城市，所以现在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实际上是农民工，特别是蓝领工人，都是农民。
亚投行不是为了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亚投行的。但是，大家知道，因为美国的原因，他们迟迟不让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进去。我觉得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要看多种指标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，不仅仅是中国。第三，我们要从一个革命政治转变成治理政治，也就是正常治理社会的政治。
第二，要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社会。中国这三十多年来，它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上的变化。从1980年到85年，中国粮食增长了30%，但是油料、各种经济作物、副产品的产量，增加了几倍、几十倍。国内经济学界也有这两种不同的观点。
进入 华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经济转型 。这个时候，就不单是一个积极性问题，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术语来说，我们的问题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。
按照中国现在的人均GDP的发展水平，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应该是60%-65%左右，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重大的挑战。左右中国未来发展的，是经济问题 各位下午好!非常高兴有机会来交流，我下面主要讲讲中国的经济。
中国经济的下行，我个人的看法是，这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一种趋势性的变化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只能退了，既然不让进，我们就自己来搞。我们之所以有改革开放，就是因为我们把革命推到了极端，一直推到了文化大革命，狠斗私字一闪念，你头脑里面有一个自私的想法，也要被批斗。这个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什么呢?是城市社会，大多数人都在城里，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，这个路我们现在刚走了一半。1958年大跃进时，他本来是想创造经济奇迹的，但没有成功，所以后来转到了政治方面去。所以，国际政治、国际金融有更多的复杂性。
80年代的时候，日本已经完成了城市化、工业化，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很高，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。我们这个政治体制管理一个农业社会比较好，中国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制度就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，要以城市社会为基础，这就不太适应的，不好办。
财富不平等可以有不同的解决办法，当然一时最容易得到老百姓支持的，是共产主义的解决办法，平均分配。这三十多年来，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努力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，所以才有今天这些变化。
历史地看，强大的权力基本上可以做到它想做的一切，但它有一件事情解决不了，就是经济。当年改革开放，也是因为经济的压力。
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需要在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上做重大变化。中国的变革，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 中国的变革，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。在城市化过程当中，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，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它在现代化过程当中，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当中，离开农村的农民不能融入城市化进程，不能分享城市不断升值的土地权利，出现巨大的财富不平等，从而出现社会对抗和混乱。毛泽东当年在中国这个土地上，可以说是想干什么都可以干成，但是他最失败的地方就是经济。
中国正面临着各方面的矛盾和冲突，稍有处理不慎，就可能进入经济发展的滑坡和停滞期，这个危险是存在的。如果把这部分农民剔除了以后，现在我们的城市人口只有百分之三十六七，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多个点。
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。反过来，自己搞了以后，可能会推动美国做点让步。
我当年在农村当过生产队队长，我的一个任务就是天还没亮就叫每家的主妇开始做饭，然后叫大家一起下田干活。不久前的印度改变GDP的计算方法，增长率大幅增加，也是引起了不少人质疑。
进入21世纪，最大的红利是世贸的红利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、融入国际体系，成了世界的工厂。然后是第三个问题，从革命政治转向治理政治，怎么转?治理政治应该是什么样的?还是跟革命政治一样吗?合法性的来源完全相同吗?权力的分配还是原来的格局路数吗?要做什么改变?怎样才能改变?这些问题我们还都没回答。而中国现在还在城市化的半途当中，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，不过是7000美元而已。总而言之，经济问题是很实在的，不是靠不接地气的说辞和新概念就能解决的。
当然这个能不能实现，有多少钱去实现，这都是问题。所以，没有一个指标是绝对的。
所以，当年的变革，最大的意义就是解决了人身自由，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，先是搞多种经营，接着搞乡镇企业，再后来到城市打工，为后来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。我觉得亚投行不是为了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，而且也解决不了。
我们要把那种革命政治，向治理政治转变，但直到现在，我们仍然没有转变过来。中国政府也说得很清楚，我们要发展一带一路，其中一个考虑就是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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